大體上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：

一個合格的外交官或從事外貿工作的人員的條件之一，是熟知有關國家的有關法律。在16世紀，英國國王亨利八世（1509～1547在位）在大學設立羅馬法講座，以培訓英國派往歐洲大陸各國的外交官；1920年法國里昂設立第一個比較法研究所，旨在培養法國對外貿易的法律顧問。

自古至今的立法都表明，開展比較法的研究有利于立法工作。公元前 6 世紀古希臘政治家梭倫（約公元前635～約前560） 在為雅典立法時，和公元前 5世紀中葉古羅馬共和國十人團在制定 《十二銅表法》時，都曾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法律進行比較研究。19世紀以來近代資本主義各國立法和比較法的發展更是聯系密切。即使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來說 ，雖然具有本質區別，但同樣存在可以相互借鑒之處。

1945年《國際法院規約》第38條規定，法院所運用的國際法包括u201c一般法律原則為文明各國所承認者u201d。這種一般法律原則的確定，顯然需要借助于比較法的研究；它也有助于國際協議（條約、公約等）的達成。

孟德斯鳩對東西方國家法制的研究，目的就在于論證他所說的u201c法的精神u201d。19世紀英國古代法制史學家H.J.S.梅恩對古代法的研究就是通過比較研究進行的。